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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美国商务部宣布，将407类衍生钢铁和铝产品纳入232条款关税范围，立即对相关产品的钢铝含量征收50%关税，这一决定当日生效，几乎不给企业任何调整供应链或定价策略的缓冲时间。

　　特朗普政府的这一动作，使受钢铝关税波及的进口规模陡然扩大。据外媒报道，密歇根州立大学供应链管理学教授 Jason Miller 表示，仅以2024年海关进口值计算，如今关税的覆盖额已从约1900亿美元飙升至超过3200亿美元。

　　此次受影响的品类涵盖风力涡轮机、移动起重机、推土机、轨道车辆、家具、压缩机、泵、汽车排气系统以及电动汽车用电工钢等，清单之广堪称“全覆盖”。这意味着：即便通过第三国做有限加工改变“原产地标签”，只要钢/铝含量在，就很可能会被征收关税。美国这次是在从规则层面封堵对任何含有钢铝产品关税的规避。

　　虽然此时中美之间仍在维持一场“90天关税停火”，而且财政部长贝森特甚至刚刚向媒体公开表示“现状运行良好”，以安抚市场情绪。但在这种表面的缓和背后，制度层面却在系统性收紧。新的232关税扩围把新能源基础设施密切相关的整机、部件、金属结构件纳入征税：风机塔筒与机舱部件、光伏支架、边框、锂离子电池与组件、电动车零部件、变压器与取向硅钢等。这波操作其实是在暗中瞄准了中国在美国新能源转型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领域——尤其是风能、重型装备和电气化交通所需的钢铝环节。

　　换句话说，美国一边在对华关税在表面上维持“休战”，一边又在有计划地削减中国在全球新能源产业链中的角色，延缓中国绿色技术和装备的对外输出，同时为本土供应链的重建争取时间和战略空间。

　　在新能源四大板块中，电池是最具战略意义的部分之一，因为无论是电动车的普及，还是大规模储能系统的部署，都高度依赖锂离子电池。而在这个领域，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锂离子电池生产国，拥有超过70%的全球产能。近年美国对中国电池及原材料加征高额关税，但美国供应链短期内难以完全摆脱对中国的依赖。美国商务部的数据显示，2024年上半年，美国约70%的用于电动汽车和储能的锂离子电池进口额仍来自中国，与2023年（71%）。

　　自2024年5月以来，美国对来自中国的电动车实施100% 的301关税，整车几乎已被彻底挡在门外，电动汽车锂离子电池的关税从7.5%提高至25%，并计划从2026年起，对储能系统的电池关税从7.5%提高到25%。3月4日，美国再次升级对中国电池的关税措施，对包括锂电池在内的所有中国商品第二次追加10%的关税，叠加基础关税3.4%，使得锂电池的最终综合税率达到48.4%。

　　同时，美国还利用税收抵免规则在电池端开展政策合围，比如禁止含有中国制造电池部件的电动车享受联邦税抵优惠。

　　此次的232扩围则针对电池相关的钢铝部件（如电池外壳、驱动电机壳体、电工钢零部件）征收50%关税，进一步抬升了中国产品进入美国的成本。至此，从终端整车到电池、从原材料到零部件，已经形成了全产业链、高强度的关税壁垒。这意味着只要供应链中有中国电池或原材料的痕迹，整车厂商就会在美国市场失去核心价格优势。

　　在清洁能源最具规模效应的光伏领域，美国的政策组合拳正在发挥“系统性遏制”的作用。此次 232 的关税扩围意味着光伏系统中高度依赖金属的BOS环节（如铝边框、钢/铝支架、跟踪系统等）将直接被纳入征税口径——即便通过第三国进行有限加工，也难以规避对其金属含量的计征规则。

　　几个月前，美国商务部和国际贸易委员会还对来自柬埔寨、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的电池与组件作出反倾销和反补贴的最终裁定，确认征收高额关税，也意味着来自东南亚的主流进口渠道将系统性承担额外成本与合规压力。一端是 BOS，一端是组件，合力抬升了整个系统的价格曲线。

　　这套政策设计的“指向性”并不隐晦。国际能源署（IEA）数据显示，中国在多晶硅、硅锭、硅片、电池片和组件等所有环节的全球产能份额都超过 80%。过去几年，中国厂商通过在东南亚设厂，规避美国 201 条款和 301 关税，继续向美国供应组件。而 BOS 金属件几乎完全依赖中国本土产能。这一次，美国一边用 232 将“金属含量”作为计税口径，堵死了通过第三国有限加工绕行的可能；另一边用 AD/CVD 把东南亚的“安全港”一并封死。结果就是：中国的直供通道被切断，转口路径被封堵。

　　对中国企业而言，这意味着三重挤压。首先是 市场份额的硬性下降。在 BOS 和组件两端同时被加价之后，中国厂商的低价优势基本消失。其次是 套利路径的彻底失效。过去依靠“东南亚拼单”来回避关税的模式，如今在制度上被关闭。最后是 被迫的本地化选择。如果要保住美国市场份额，中国企业只能考虑在美国本土投资建厂，接受更高的成本和合规要求。

　　短期来看，这种壁垒直接推高了美国光伏项目的系统成本。开发商和投资方的 EPC 报价出现台阶式上升，$/W BOS 指标明显走高，融资成本随之上扬。长期来看，美国很可能是希望通过在金属件 + 组件两端同时加压，将中国从“价格主导者”推向“边缘供应者“，进而把中国系统性挤出其能源转型链条。

　　在美国商务部公布的407项扩围清单中，“风机及其部件”首当其冲，被明确点名。这也并非偶然：风电机组的大型构件几乎都是钢铝密集型产品，包括塔筒、机舱框架、轮毂、发电机外壳。这些部件的钢铝成本占比往往超过整机的30%，而运输成本高、加工环节有限，本土替代速度极慢。

　　在这种条件下，关税政策的效果尤为显著：以钢铝成本占整机成本的30%左右计算，钢铝税率提升50%后，相当于整体成本增加15%。整机成本的增加会显著压缩甚至抵消这部分价格优势，尤其在美国市场这样的高关税环境下，50%的钢铝税负意味着直接把中国企业的价格优势切掉一半。

　　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全球风电供应链数据，中国企业掌握全球超过60%的整机制造能力，在塔筒和发电机等重件领域更有着绝对重要的地位。美国的海上风电项目尤其依赖进口大件：2024年，美国进口的风机塔筒中约有一半来自中国及其在东南亚的代工厂。这一比例意味着232扩围对美国本土风电开发商将是立竿见影的成本冲击。

　　目前风电行业面临的政策不确定性也在加码，美国商务部已经启动对进口风机及部件的232国家安全调查。这使得风电部件不仅面临关税压力，还存在被进ag真人国际 ag真人官方平台一步限制甚至禁止进口的风险。与金属关税相比，安全调查带来的不确定性更大：如果认定进口风机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未来政策可能会升级到配额甚至禁令。对于资本密集、周期长的海上风电项目来说，这种政策风险会迅速反映在融资成本与合同条款中。

　　这种不确定性对行业影响也会层层传导。对开发商来说，成本曲线年前的部分海上风电项目招标；对整机厂商来说本土制造尚处起步阶段，无法短期承接大型塔筒和机舱产能；而投资方面对成本与政策的双重变量，金融机构可能提高风险溢价，降低投资回报率。

　　在四大新能源链条中，电网设备是美国最脆弱、也是对中国依赖度最高的环节。美国能源部和国家基础设施咨询委员会（NIAC）的报告早已警告：大型电力变压器（LPT）超过80%依赖进口，而其中相当部分来自中国或中国控制的供应链。当前美国本土唯一的取向硅钢（GOES）生产商Cleveland-Cliffs的产能有限，根本无法满足新增需求。

　　232扩围的意义在于：直接锁定了变压器铁芯、取向硅钢、电工钢片等关键子目，将其按钢铝成分一律征收50%关税。这一设计堵死了中国厂商通过“低成本铁芯+美国组装”进入市场的渠道。过去，中国企业往往通过出口半成品（如绕组、硅钢片）到第三国，再经简单加工转口美国。现在，按成分计征的规则意味着，即使经过第三国有限加工，仍要按中国钢铝成分缴纳高关税，绕道模式彻底失效。

　　中国长期主导低成本电工钢和核心部件出口，这使得美国电网升级和新能源并网成本相对可控。如今随着50%关税叠加，中国产品价格优势几乎被完全抹去，在大型电力公司和EPC项目的招标中，逐步失去竞争力。

　　电工钢和变压器制造涉及工艺积累，中国ag真人国际 ag真人官方平台厂商在全球市场占据优势。过去，中国企业还能通过对美出口展示技术和供货能力；如今在美国市场被阻断，中国技术难以在美国电网现代化中落地，也失去了与美国标准接轨的机会。美国政策的信号很明确：要么中国企业接受“被排斥”，要么在美国本土设厂。对于高资本密集、周期长的变压器产业来说，这意味着投资成本和合规成本显著上升，

　　短期看，把中国从美国变压器、电工钢等关键供应链中“切割”出去，逼迫美国加快本土投资，让美国电网建设成本上升、工期拉长；长期看，很可能是中国在美国清洁能源转型中的角色被有计划地削弱。更深层次的意图在于，美国通过在最薄弱的电网环节实施关税和制度限制，迫使开发商和公用事业不得不寻找本土或盟友产能，从而在电力传输与并网设备上，系统性地排挤中国供应商。

　　在“90天关税停火”的表象下，232条款的扩围把风电、光伏、电池和电网四大新能源环节一网打尽。它的目标不仅仅是提高关税收入，更是通过制度化手段将中国逐步挤出美国清洁能源转型的核心环节。从钢铝部件到电池矿物，从BOS到变压器，美国的政策正在形成一道道“系统性壁垒”。

　　短期来看，这种壁垒会推高美国本土新能源项目的成本，带来融资和交付的不确定性；长期来看，它代表着一种有意为之的产业重构：在延缓中国绿色技术外溢的同时，为美国和盟友企业争取战略空间。而面对美国关税的层层设防，中国清洁能源企业既要寻找新的市场出口，也要思考如何在合规条件下保留必要的份额。更重要的是，要在技术与产业链的前沿环节保持主动权。这已经不只是贸易摩擦，而是一场产业格局重塑的长期较量。